萨满尼采

作者：尼克兰德

///////////////////////////////////////////////////////////////////////////////////////////////////////////////////////////////////////////////////////

     上帝朝着尼采：

     那会成为奇采，

     你这个烦人的小克采。

                                                                                                                                                                  ——匿名涂鸦

 

基督世界是否会收获它播下的旋风？它应该尝试从一场暴政转移到一个笑话上，不带有时间间隔的脆弱性，这样的说辞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敌人不应该做任何事情阻挠涅墨西斯（Nemesis）的回避，这样的说辞却令人费解。怎么会对我们的审判官的衰落如此漠不关心呢？难道他们在驯化项目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于我们已经被剥夺了一切反咬的冲动了吗？我们终于逃离了威权之爱的折磨宫殿，这种爱情被我们东拉西扯着，麻木而感到困惑，在我们过去扭曲的脓毒伤口前退缩（现在笨拙地用世俗文化的破布包扎）。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后-基督的人类只不过是一袋坏掉的狗。

 

乔治·巴塔耶是那个杰出的文本障碍，阻挡了基督性精心策划的寂静死亡；其临终极苦延长至二十世纪。在经历了种群活体实验的两个丑陋的千禧年之后，基督教已经彻底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它试图在自诩为“后现代性”的惰性宽容的雾气的帮助下从现场溜走。从好战的一神论到后现代性的模棱两可，不需要一个天才就能看出在这条通道当中服务的是谁的利益。

 

一个暴君放弃了任何开始变得糟糕的游戏。形而上学的情况就是如此。从康德开始，探索性哲学不再产生有利于既定（有神论）权力的结果，我们突然被告知："这个游戏结束了，我们称之为平局"。欧洲理性的专制传统试图在伟大的航行刚开始变得有趣的时候，也就是在无神论的、非人的、实验性的和危险的时候，就把插头拔掉。叔本华哲学——拒绝悖论的不可知性——是所有那些对题为“形而上学的终结”的人为和平感到厌恶的人的第一个集结地。巴塔耶是他最近的继任者。在一神教霸权之后，敌基督势力正在从他们焦灼的鼠洞中得到激励并长出獠牙，却对解构的不可决定性的麻痹修饰没有丝毫的眷恋。“从死亡到来的那一刻起，一种既非军事也非宗教的态度在原则上就变得不可接受了”<1> 。战争几乎没有开始。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了：笛卡尔，或者康德，在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教堂旁竖立起他们简陋的哲学居所，孤零零地站在飞檐翘角的阴影之下，浮夸地问道：我们如何认识真理？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环境中提出一个“认识论”问题的荒诞性，类似的质疑肯定不能完全归功于尼采。当一个哲学家的邻居是一个牧师，也就是说，是一个地球上有史以来被构筑的最精致的迷信体系的实践者时，对积极意义上的“真理”的承诺怎么可能被加以考虑呢？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是聋子的特权。在处理西方传统中关于真理的权威性论述时，不存在“出错”、“理性的弱点”或“错误的判断”的问题，那些神学概念构建的大教堂，是我们“常识”的基础；不，这里只能说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的说谎的纪律。换句话说，被叔本华、尼采和巴塔耶激化的无神论思想的激进性的冰山一角：它推翻了现代哲学中的强-资产阶级性的护教-认识论问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谎言止于何处？

 

对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其巨大的教育价值就在于牧师的绝对不诚实。这样的纯洁性已经很难得了。“上帝的人”完全不能诚实，只有在真理被玷污得无法辨认的时候才会产生。谎言是他全部的新陈代谢，是他呼吸的空气，他的面包和酒。如果没有欺骗的秘密计划，他甚至无法评论天气。任何言语、手势或感知都不足以逃避伪造之物的奢侈反光，在流传的谎言中，他将本能地抓住最粗暴、最淫秽、最压抑的荒唐事。任何经过牧师之口的命题都必然是完全错误的，除了阴险之人的信息偶尔被他人误解的情况。如果不发现一些被埋没的片段或现实，否认这些人的存在就变得不再可能。

 

没有不与神学交战的真理，就连“真理”一词也被祭司们的唾沫星子涂满了。这里割裂的不可能是对某种另类信念的依恋，而只能是对已被告知的东西的无情拒绝。危险的异教徒绕过辩证法。怀疑论者才是暗杀谎言的人。

 

每当它的名字不再是玩笑的时候，哲学就会被一个地下的问题所困扰。如果知识是一种加深未知的手段，那会怎样？仅仅是这种想法，就使它与地球上浅薄的东西区别开来。然而，哲学的光荣，也同样是它的屈辱，不是别的，而是追求了认识的终点。

 

一旦公然的诡辩被排除在外，怀疑主义从未被实施的事实就成了教条主义者的唯一论据，而且是一条强有力的论据，尽管它有经验主义的味道。毋庸置疑，哲学上主张不信的人往往利用他们宣称要去鄙视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作为一座为虚伪的疯狂打造的庇护所。正如苏格拉底的情况，哲学试图通过承认自己的无知来使自己从诡辩中剥离出来，仿佛未知是一种需要忏悔的病态（pathos）。仅仅是深刻的外疯性（ecsanity）[‘外疯癫’（ecsane）——出乎一人所料 ]就是有效的怀疑论，与之相比，怀疑主义的哲学沦为天真的信仰理论的牺牲品，仿佛信仰可以简单地被抛弃或保留。当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甚至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单纯的断言丝毫不能改善我们的赤贫。信仰不是一种占有，而是一座牢笼，即使在用智性的广涵性否定了知识之后，我们仍然继续相信已实现的知识。拒绝接受地牢，并不能代替墙上的洞。对信念的真正逃离，只存在于朝向未知的航行之中。

 

危险的怀疑论者是康德所害怕的，“游牧民族，鄙视一切定居的生活模式”<2>，他们来自知识之外的荒野地带。他们是探索者，也就是说：未知之物的入侵路线。正是通过这些非人类主义者，萨满之零浩瀚的突然爆发（the vast abrupt）——古人的Éποχή——将其传染性疯狂渗透到地球身上。

 

Éποχή一词是通过间接的报告文学的方式归属于皮浪的，但如果没有这个词，这个哲学家的名字就会失去它所投注的轻微意义。虽然可以说，我们把Éποχή归功于皮浪，但皮浪（Pyrrho）这个名字正是从Éποχή那来到我们面前，作为未知之物的密码学。即使不是因为皮浪的沉默——这种沉默远比苏格拉底的文学禁欲更为深刻——Éποχή也肯定不是我们可以直接知道真相的东西，更不是一个方法，或者一种主观状态。

 

Éποχή是有关突然爆发的报告，也是一场逃离。

 

1、[ . . . ]

 

2、“现象”的世界是我们觉得真实的适应世界。“真实”在于相同的、熟悉的、相关的事物以其逻辑化的特征不断地连续重演，在于我们相信在这里我们能够估计和计算。

 

3、这个现象世界的对立面，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感觉的混沌中的无形不可塑的世界——另一个现象世界，一种对我们来说“不可知”的世界。

 

4、问题：事物“在其自身中”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除了我们的感觉的接受和理解的活动之外，必须用这样的问题来反驳：我们怎么能知道事物存在？“事物性”是由我们首先创造的。问题是，创造这样一个表象世界，是否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方法。<3>

 

思想观念中埋藏着多少工业主义的东西！搞得好像一个人（one）能把事情解决似的。一个人不去想一个人出来的办法，一个人出来了，然后看到（那不是一个...）。

 

巴塔耶的尼采不是世俗理性的定位，而是萨满教的定位；一个逃离哲学的概念性的作家，向着不可告人的地带发展，同时省略了物自体，因为它只是一个可理解的表现形式，没有作为（旅行的）流变（becoming）的载体结出的果实。萨满主义蔑视死亡的超越性，开辟了通向“从未报道的探索航行”<4>的土地。与众多尼采文本导读中出现的肤浅现象主义纹理截然不同，巴塔耶追随着深渊怀疑主义的裂痕，他通过康德和叔本华的物自体（剥去一层残余的柏拉图主义），从康德主义的Noumenon（或可理解的对象）中穿出，朝向某种无范畴的（acategorial）、时代的或基础的物质前进，与兰波的“不可见的辉煌”<5>紧密相连：一个“没有图像的宇宙”<6>的浩荡死亡景观。如果物质不被理想性（ideality）读取，就不能被分配给一个范畴，有关Ding an Sich的尼采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所认为的教条唯物主义，而在于它提出的‘物质的理想形式’<7>，作为整体真理的超越（隔离）地址，一个“真实世界”。根本就没有在事物本身中的东西，因为本来就没有事物：“事物性只是由于逻辑的要求而被我们发明出来的”<8>（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语法的要求）。Ding an Sich 是个为上帝（最高存在）量身定做的概念，拼命寻找隐藏自己的方法：它是一个文化上的小毛病，但在最后却开始逃亡。“实体理念的根源在于语言，而不是我们以外的存在!” <9>

 

表象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对立被简化为“世界”与“无”的对立。<10>

 

唯物主义不是一串教义，而是一场远征，一座从社会警察的信念中突围出来的阿尔卑斯山。它 "首先是对唯心主义（idealism）的顽固否定，也就是对所有哲学基础的否定"<11>。无范畴物质的探索将思想导航为chance，将物质导航为“超越一切规律”<12>的乱流。它不产生可以判断的命题，只产生可以探索的路径。

 

这是作为与哲学家（新牧师）交战的獠牙诗人的尼采，一个试图让生活变得更有问题的思想家。巴塔耶锁定了一种欲望，这种欲望与困惑我们的真实，而不是与能让我们从迷宫中解脱出来的“理性”产生共鸣。尼采是将思想复杂化的伟大典范，他剥削知识（exploiting knowledge），为了质问（interrogation）的兴趣（这不是为了澄清和聚焦它们，而是为了细化和分离）。复杂化的思想加强了主动的或精力充沛的混乱——谵妄（delirium）——的动力，对抗那些执着地倾向于解决或总结的反动力量（reactive forces）。反抗着哲学推理的基础性漂移，她站在思想的一面反对知识，反对“朝向真理的意志”（will to truth）的镇静处方。

 

如果尼采陷入与哲学的极其激烈的斗争中，那是因为哲学以最愤世嫉俗的明确性宣称要否定问题。哲学总是想退休；叔本华只是它最诚实的典范。“绝对”（The ‘absolute’）是人类最懒惰的思想。仅仅论证思想可以在其内部复杂化，或者——正如一段时间以来哲学家说的那样——“内在得”（immanently）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思维方式通向哪里。一个需要内在批判的智识，是一个已经在推敲终极可解性（ultimate solubility）的智识。“智力在自身内部找到了自己的极限”——它甚至不需要走向完满的质问！这样的思维，其最杰出的典范是批判哲学的康德，这让尼采对坐而论道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

 

智慧(sophia)代替了旅行，把旅行掏空成航行的波德莱尔式讽刺画——多余地重申着道德教条——爱它就是寻求保持平静。在服从于麻醉-柏拉图主义式厄洛斯时（narco-Platonic Eros），哲学遵从欲望的终结。尼采追溯到这种希腊祭司-哲理化过程之上，向前超越了它的现代极限，将sophia再装配为逃离：

 

事实上，我们哲学家和“自由精灵”觉得，当我们听到“旧神已死”的消息，就好像新的曙光照耀着我们；我们的内心充溢着感激、惊讶、预感和期待之情。终于，地平线又自由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即使它不应该是明亮的；终于，我们的船只又可以冒险出海，冒险面对任何危险；再次准予知识爱好者的所有胆量；大海，我们的大海，再次敞开；也许从来没有过这样“开阔的大海”。<13>

 

上帝的死亡是一个机遇，一个chance。要问“noumenon”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有意义的，但“chance”不是这样运作的，因为她不是一个需要理解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前往的方向。“对一个掌握了何为chance的人来说，上帝的观念显得多么无趣、可疑，它剪断了羽翼！”<14>一神教是伟大的守门人，它结束的地方，是对死亡的探索开始的地方。如果说有一些我们被禁止前去的地方，那是因为这些地方实际上是可以抵达的，或者是因为她们可以到达我们。最后，诗歌是入侵而不是表达，是一场焚烧的轨迹；要么被扼杀（strung-up）在天堂的蜘蛛网上，要么被扼杀（strung-out）在地狱的暗影洪流之中。这是一条从创造中划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他们的命运都被解释为谜团、诱饵。“现在，一场艰难、不可阻挡的航行开始了——向着最遥远的地方探索。”<15>“我向世界告别。”<16>即使是天使一般的好奇心——当乘以永恒的力量时——也一定会在深渊中找到自己的结局。

 

有时，巴塔耶似乎几乎要把一切都归功于基督性；他对处于情色爱情核心的邪恶的理解，她作品当中歇斯底里的感情，还有它对排泄物的痴迷，喜悦的癫痫概念，它的恶意，阴沟里永恒的恶臭。是的，这一切都很基督教；很好地适应了在帝国的下水道里孕育的教义。然而，从巴塔耶著作异变的强度和无序中，一个不可能的命题被不断地重申：上帝远远不是宗教的最高境界——更不用说她有目的的绽放了——而是她的压制原则。西奥（theos）的统一是神圣之零的墓碑，是世俗之赤贫的破碎的花岗岩之基。这是如此夸张的事实，以至于相比于对于我们而言，上帝的存在对于他而言将会是更大的灾难。处于作为上帝的堕落折磨的身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毕竟，存在与污秽如此不分彼此，以至于人们一想到永恒存在的气味就会变得苍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是深刻的无神论者”， <17> 这导致巴塔耶评论道："当我是上帝的时候，我将他否定到否定性的深度之中。" <18>  (“虚无主义......可能是一种神圣的思维方式” <19> ，尼采的预言)上帝只有把他的创造物烧成灰烬，消灭自己，才能把宇宙从奴性中救赎出来。这就是“刺眼的太阳神...这个我所寻找的死亡之神”。 <20>  巴塔耶引出了一个自我屠杀的神性的黑暗底色：“绝望之神，请给我...你的心...它不再容忍你的存在” <21> （如果上帝是一个探险家，那么就没有上帝了。）

 

巴塔耶的文本是“一场没有上帝和理性的文字百牲祭（hecatomb）” <22>，狂怒的冲动引领着它向下穿过西域的地牢，有神论和宗教就此分离，神圣回到萨满教的渎神性，只不过任何事都不能简单地回归，地狱再也无法成为一个天真的下界。深渊已经变成了地狱，的确如此，无关于被叙述给我们的童话故事。“跛足的人围绕着我们/深渊在我们脚下敞开。” <23>来自不可能性之边缘的巴塔耶说道，“一个深渊，不会因对缺席的饱足沉思（satiate contemplation）而结束。”<24>因为她的嘴唇甚至是最崇高的主体性的烧焦废墟。“我在这世界上无事可做，”她写道，“如果我不能燃烧。”<25>“我忍受着不能燃烧的痛苦...临近死亡，我像爱人的呼吸一样呼出死亡的气息。”<26>所有伟大的航海家都在火海中沐浴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不能完全归功于宗教审判所。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想看的人都看到了：除非一神教从诅咒中汲取资源，否则任何深刻的探索都无法从一神论的废墟中起程。

 

上帝之死是一个宗教事件——一次僭越（transgression），处于诅咒之中的实验，也是敌神论战争的尝试——但这并不是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罪行（crime）。地狱对我们放荡的道德货币没有兴趣。把对罪恶的反动涉猎与对诅咒的远征混为一谈，这是基督教的肤浅；想象一个人可以在地狱中旅游，仿佛地狱也是一个有关正义的问题，这是但丁式的错误。我们的罪行只是通往毁灭道路上的绊脚石，就像地球上每一个预计的地狱模型都是偶像崇拜的严格的典范。僭越不是刑事犯罪行为，而是悲剧性的命运；经济程式化的启示录与诗歌的宗教性反历史的交集。它是不可能性的必然发生，它不等于死亡，但也没有本质区别。

 

这种矛盾性回应了死亡“本身”的矛盾性，它不是本体论的，而是迷宫式的：一种绝对朝向不连续性的成分复归（a relapse of composition that is absolute to discontinuity,），但在内在性（immanence）的层面上却什么都不是。只有在死亡是不可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所有权死亡（proprietary death）的可能性的个体性条件。一个人死亡是因为非连续性永远无法实现，但这意味着永远没有 “一”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不可思议的与零、内在性或神圣的交流。“没有一种感觉比无（nothingness）的感觉更有力地把一个人抛向旺盛。但旺盛根本不是湮灭，她是对破碎态度的超越，她是僭越”。<27>

 

只要不考虑基督教道德的价值问题，单纯的基督教‘真理’问题——无论是关于基督教的起源，还是基督教的天文学和自然科学——都是次要的问题。<28>

 

如果永恒复归不是一种信仰会怎样？(“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是认为每一种信仰...都必然是虚假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真实世界”。)<29>巴塔耶的建议：

 

回归使瞬间失去动力（immotivate），将生命从终点解放出来，并在终点将它立即摧毁。回归是...一个人的沙漠，对他来说，每一个瞬间从此都发现自己失去动力。<30>

 

基督教——模范的道德 “宗教”——“用缓慢的自杀”<31>和表征（信仰）代替了零-干扰（zero-interruption）的萨满教感触，但随着虚无主义复归的（再-）产生，谨小、慎微、每一种“对未来时间的关注”<32>都被恢复到宇宙“噪音”的无感状态。伴随着复归而来的是“未来，[这]不是我自己在时间上的延长，而是一个存在者的终止向前更进一步，通过已达到的极限”<33>。宗教危机已经不能再推迟了。

 

在尼采的思想生活的最后阶段，他的永恒复归是作为武器，作为一把“锤子”来把握的，诊断与干预之间的传递要素。在基督教世界将衰落状态恢复到保存状态的地方，永恒递归将其从强烈的暴跌之中转向零，重新打开了它的深渊前景，让情状坠入死亡。这就是尼采文本中 “选择”的主导意义；零从一系列保存价值中令人眩晕地脱离出来，切入“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模棱两可和懦弱的妥协：更准确地说，像教会这样：它不是鼓励死亡和自我毁灭，而是保护一切不健全的和生病的东西，并使之自我传播”。<34>

 

装配在《权力意志》第55节的注释发展了这一病态的观点。要么是“存在就是这样，没有意义和目标，但又不可避免地复归，没有任何虚无的结局”(一个盒子)，要么是“无(‘无意义’)，永恒地存在”<35>。递归的虚无主义是矛盾的，它的（基督教的）历史意义是零的收缩性减速，它的宇宙（非-局部的）虚拟性是通向死亡的大门。我们要攻击基督教世界，因为正是它的道德性保护了生命不至于绝望，不至于跃入无”。<36>

 

道德守护着弱势群体，防止虚无主义...假设对这一道德的信仰会消亡，那么弱势群体就不再有舒适感，他们也会消亡。<37>

 

人类的宗教历史是建立在一种不健康的工艺之上的：脱水、饥饿、肢体残缺、睡眠剥夺，一种普遍的 "弱势群体的自我毁灭：自我的活体解剖、被下鸩酒、中毒昏醉"。<38> 一趟旅程正在进行中，基督教的防腐道德主义——普遍化的物种懦弱——被私有化，被代表化，被压在超验的费勒斯下，被冻结，被阻挠，被赶到其他地方。基督教是困住病人的装置，但递归会融化这些笼子：

 

“弱势群体（underprivileged）”是什么意思？首先是生理上的——不再是政治上的。（在所有阶层中）最不健康的那种......为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土壤：他们将体验到对永恒递归的信仰是一种诅咒，受到这种诅咒的打击，人们不再从任何行动中退缩；不是要被消灭，而是要消灭一切。<39>

 

把疾病和死亡作为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本身就是健康的标志。它们之间病态的相互联系是完全不同的。在有序的表征系列中，疾病之后不是死亡，而是打开大门。

 

谱系学并没有将疾病简化为一个历史话题，因为疾病——对于中止一个刺激因素的无力——避免了仅仅在进步性的时间中的展开，在时代性的中断之中趋向于时间的消失。反动性在其中摸索的反射性痉挛是健康外壳下的非时空连续体（The reflex-spasm at (and by) which reactivity gropes is the atemporal continuum beneath the crust of health.）。死亡是“没有历史的东西”，<40>而尼采的方法是梅毒。“只有宗教才能保证一种破坏它所激发的生命的特有物质的消费。”<41>

 

哲学是一只在废墟中出没的食尸鬼，我们对疾病赞美诗的破碎的呱呱叫几乎还没有开始。被深刻的疲惫之流裹挟，在抽搐和喋喋不休的表面扰动下无声无息地流淌，被诅咒的、簌簌发抖的、爪子似的手指从折磨中凿刻而出，沉入残骸之中，以难以忍受的缓慢速度被拉入火焰的食道当中，嗤嗤的黑气被歪斜地扭曲成发烧空洞的眼睛。永恒递归是我们的灭亡，我们紧紧抓住她，就像婴儿紧紧抓住母亲的乳房。

 

“诗歌从已知引向未知”，巴塔耶写道<42>，这句话引起了兰波的共鸣。诗歌是通顺的沉默，是唯一能触及神圣（=0）的写作冒险，因为“未知...并不以任何话语所能宣布的东西从虚无中区别出来"。<43>描绘不可能的边缘是对话语秩序的僭越，也是对无法言说之物的煽动：“诗歌是不道德的”。<44>

 

兰波从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下降/死亡（Untergang）的另一面写作，预示着尼采为病人制作的迷宫般的空间，以及从尼采加强的文化震荡中逃脱/归因的东西。“诗人通过对所有感官的长期、巨大和合理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使自己成为一个幻想家”<45>，而这种放松管制是“不可言喻的折磨”<46>的来源，兰波坚持认为“痛苦是庞大的”。<47>没有一个有机体适合于“到达未知的地方”，<48>这使得放松管制成为必要，因为它使痛苦不可避免。当我们的神经被束缚在系统演化的未曾预料到的事物上时，我们的神经就会尖叫，“经验的深层罢工；记忆变成了溃烂的伤口”：<49> 堕入地狱。Nuit de l'enfer, 自然界的内脏蜿蜒溶入熔岩，“这是地狱，永恒的痛苦”，<50>兰波燃烧着，“因为这是必要的”<51>。

 

是的，诗人必须是一个有远见的梦想家。东方知道真正的清醒，但要成为西域的继承者，就必须在无纪律的丛林中不断砍伐，被卑鄙的蚂蚁和从理智中解脱出来的词语吞噬，直到滴答的谵妄之树叶开出一个包罗万象的遗迹空间。这一点从来没有被理解过，也不可能被理解。我们命运中的污秽只会随着世纪的推移而加深，因为精神错乱的地带正在不断蔓延。从被热带高热病啃食的身体出来，我们通过崩溃游向永远的不存在，命中注定要被解开（Undo）。

 

真正的诗歌是狰狞的，因为它是基础的交流，与伪交流的话语相反，这种话语预设了它所联合的术语的孤立性。沟通——在巴塔耶借给它的僭越之无-意义中——既是一种彻底的风险，也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堕落，与令人厌恶的情状（repellent affect）紧密相关。自我浮现在摆脱交流内在性的逃逸地带，逃逸深层的或不神圣的社区，启动一段历史，走向孤立存在的荒漠化的苦痛真理。从基础接触的焦虑中（它只能将其经历为解体），自我跌跌撞撞地闯入自治的倦怠（ennui of autonomy），通向苛刻的绝望的前厅，它的恐怖由于以下事实变得更加显著：它产生于出路已经殆尽的地方，在那里自我已经把自己隔离到其存在的极限，以对抗外来的不幸。倦怠（Ennui）不是对来自外部的自我妥协的任何响应，它不是一种杂质或污秽（对它来说，否定这些东西是存在的条件），相反，它是实现存在的真理；是个人的个体性的核心情状。倦怠无法被掌握、超越、解决，因为它只不过是这些操作的提炼物，事实上，是行动的提炼物。倦怠作为“离开自己的必要性”<52>渗透了计划的结构。如果说巴塔耶的写作土壤是火山，那不仅是由于一种毁灭性的炽热的偶发性痉挛，而且还因为一种畸形的绝育预见了它的肥沃。在谵妄的繁茂丛林之下和之前，是绝望的无尽的破碎的灰烬平原。

 

“我在地狱里，所以我就在那里。”<53>布莱克可能写过这样的话，尽管它们的意义将完全不同。从兰波的笔下流淌出来的这些话与其说是指向想象的支配力，不如说是指向地质学上的合理性危机，靠近完美的认识论上的无责任性。我们不应该捍卫真理的权利，真理是由主人们决定的。重要的是适应，用我们反应性的微薄资源，用我们的狡猾来护理。“信仰”——忏悔的外衣——是一种太宝贵的资源，不能浪费在理想主义的狂热上。从一个坚定的信念中，从一个最后的信念中，可以提取什么价值？这种东西是为强者（或为受骗者）准备的，是为光明的盟友和奴隶准备的，是为所有那些不依靠信仰下的地下通道来避免全景式装置的人准备的。适应性只能被承诺所束缚。我们已经看够了真正的基督徒：被车灯迷住的兔子——当披在下级身上的信仰不是忠诚，而是对宗教裁判的遮阳板。我们这些阴影下的生物被隐藏在他们的启蒙中。我们相信的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劣等种族‘贪婪地等待着上帝’<54>，在基督身上搜刮赃物，‘就像狼匍匐在没有杀死的动物身前’<55>。创世、神谱、基督激情......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故事，也不是其他人的故事，因为他们太懒惰了，懒得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只有偷窃和谎言才适合他们的“正当性”：“掠夺”<56>。兰波的遗产，“首先”，包括“虚假和惰怠”<57>。他说："我从来没有当过基督徒；我是在酷刑下唱歌的种族 "<58>。恰恰是对基督教的漠视，对忠诚或责任的漠视，对特权叙述的漠视，使劣等种族轻松地唱起了对拿撒勒人的赞美。白人有枪，这是事实。“白人们上岸了。大炮! 必须接受洗礼，打扮自己，工作”<59>。

 

与来自高处的正统派的浮夸宣言（如皮鞭抽打）相比，地狱的信息是地下的，是来自话语下界的耳语，因为“地狱肯定在下面”<60>。正如地下世界不是一个隐藏的世界——一个真实的或真正的[Wahre Welt]——而是被所有世界隐藏的世界一样，地狱的加密低语也不是一个颠倒的场景、概念或信仰。在他们的地狱轮廓之中，文字是通道，通向和穿过迷失的迷宫，而不是粉饰。在地狱里，获取是不可能的。除了徘徊在各种涌现之物之间，en bas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获得，可获得的东西总是来得很奇怪，没有归属。地狱中的劣等人对财产没有理解。即使是劣等人的思想也是伪装和欺骗，他们的信仰只是皮肤上的变色龙斑点。

 

诗歌不是在信念中合乎逻辑地昂首阔步，而是从缝隙中渗入；是在害虫群中复苏的磁之流。如果不是因为伟大的思想有地下室、裂缝和液泡，诗歌就不会感染它们。信仰起起落落，但老鼠却一直存在。

 

兰波的Saison en enjer悸动在残缺的诗篇之间。它什么都不教，却能感染人。就像物质被讨人厌的 "能量传染病 "<61>煮熟，它崩溃成一群瘟疫载体。物质只是它的宿主。“文字、书籍、纪念碑、符号和笑声都不过是这种传染病的路径，它的通道。”<62>

 

 

我从未能得出任何结论...

零就是这样。

 

朝向新的海洋

那条路是我的向往；我相信 

我的心灵，我的手掌。

没有计划，进入辽阔

开放的海洋，牵着船桨启航。

 

一切都在闪耀，全新的和更全新的，

正午沉睡在空间和时间之上；

只有你的眼睛——如同野兽般

凝视着我，直到无穷无尽。<63>

 

 ///////////////////////////////////////////////////////////////////////////////////////////////////////////////////////////////////////////////////////

 

1 G.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12 Vols. (Paris: Gallimard, 1970-1988), vol. II, 246.
2 I. Kant,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 N. K. Smith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8.
3 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 W. Kaufmann (NY: Vintage, 1968), section 569.
4 A. Rimbaud, Collected Poems, tr. O. Bernar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 327.
5 Ibid., 296.
6 Ibid., 293.
7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I, 179.
8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section 558.
9 Ibid., section 562.
10 Ibid., section 567.
11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I, 220.
12 Ibid., vol. VI, 97.
13 F.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 W. Kaufmann (NY: Vintage, 1974), section 343.
14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I, 116.
15 Ibid., 29.
16 Rimbaud, Collected Poems, 330.
17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 121.
18 Ibid., 152.
19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section 15.
20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IV, 203.
21 Ibid., vol. V, 59.
22 Ibid., 220.
23 Ibid., vol. III, 95.
24 Ibid., vol. V, 199.
25 Ibid., vol. IV, 17.
26 Ibid., vol. V, 246.
27 Ibid., vol. X, 72.
28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section 251.
29 Ibid., section 15.
30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I, 23.
31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section 247.
32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I, 50, 167.
33 Ibid., 29.
34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section 247.
35 Ibid., section 55.
36 Ibid.
37 Ibid.
38 Ibid.
39 Ibid.
40 F.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 W. Kaufmann, R.J. Hollingdale (NY: Vintage, 1969), Second Essay, section 13.
41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II, 316.
42 Ibid., vol. V, 157.
43 Ibid., 133.
44 Ibid., 212.
45 Rimbaud, Collected Poems, 10.
46 Ibid., 11.
47 Ibid., 6.
48 Ibid.
49 Nietzsche, Ecce Homo, 230.
50 Rimbaud, Collected Poems, 313.
51 Ibid.
52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 137.
53 Rimbaud, Collected Poems, 313.
54 Ibid., 304.
55 Ibid., 302.
56 Ibid.
57 Ibid., 301.
58 Ibid., 307-8.
59 Ibid., 309.
60 Ibid., 315.
61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 111.
62 Ibid.
63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section 371.